丁真已經火了37天。
圍繞著這位年輕人的全民討論，從顏值本身，到旅游業(yè)的內容化趨勢，再到跨階級躍遷的公平性，一步一個大臺階，越聊越深。
在熱度逐漸冷卻的時候，中國青年報一篇名為《“做題家”們的怨氣，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？》的文章，又一次引爆了相關群體的憤怒，相繼在微博、知乎等社交平臺登上熱搜。
這一事件背后，牽扯出的是三個問題。
一、自瀆式網(wǎng)絡詞匯的使用范疇；
二、官方機構擁抱新媒體的姿勢；
三、傳承三代人的奮斗內核失效；
01
剛進入NBA時，姚明有一次在更衣室里跟自己的白人翻譯聊天。
正聊得高興，旁邊的隊友突然一陣騷動，姚明的替補中鋒卡托更是情緒激動，憤怒地沖上來就要跟二人好好理論。
原因就在于，姚明和那位翻譯聊天過程中反復用到了一個詞——“內個”。
而黑人一聽見“Nigger”，總是會變得怒不可遏。
Nigger是侮辱性詞匯，但黑人之間卻可以互相調侃。
跟此類似的，“小鎮(zhèn)做題家”、“打工人”，乃至早先的“*絲”，都有著跟Nigger一模一樣的應用范疇。
可以自稱，可以在熟悉的人之間互相調侃，但白人堅決不能使用。
10月24日，富二代曹譯文在B站上傳一段VLOG，去自家的建筑工地“體驗生活”，并試圖用當時最為火爆的“打工人梗”來體現(xiàn)自己的接地氣。
還寫了另一句相配的流行語：“累嗎？累就對了。舒服是留給有錢人的。”
繼而被噴成了篩子。
11月23日，小米集團高管王嵋公開表示：“小米認為未來的天下，得*絲者得天下。”
兩日后，王嵋火速向公眾致歉并請辭，離開小米集團。
12月20日，中青報親自下場，撰文《“做題家”們的怨氣，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？》，開了一個超大AOE。
這些案例，都屬于沒能準確理解此類網(wǎng)絡詞匯的“自瀆”屬性，以為自己在玩梗，卻嚴重傷害了廣大人民感情的典型案例。
做題家一詞，完整原名叫“小鎮(zhèn)做題家”。
一開始，是指“出身小城鎮(zhèn)，埋頭苦讀，擅長應試，但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”。
但在后續(xù)的使用中，逐漸丟下了小鎮(zhèn)等標簽，保留了“只會做題，其他不行”的核心屬性。
這一詞匯廣泛流行的背后，是青年群體的信息焦慮、階層焦慮混合著自我否定、自我調侃的復雜情緒。
作為把“服務青年成長”當做自己創(chuàng)刊目標的媒體機構，中青報直接將這一群體作為攻伐對象，恐怕是有點自絕于人民。
02
無論是丁真加入理塘縣文旅體投資發(fā)展有限公司（國企單位），還是中青報這次在標題中貿然使用“做題家”一詞，其實都是官方機構擁抱新媒體的一種嘗試。
前者擁抱的是網(wǎng)紅經濟，直播帶貨，其目的在于帶動地方旅游業(yè)，實現(xiàn)脫困脫貧；
而后者擁抱的則是新媒體中的標題黨，試圖博人眼球賺取流量，最終弄巧成拙。
“注意力經濟”是這個時代的大背景，流量為王的導向對每個內容相關的組織機構都是必須面對的客觀現(xiàn)實。
如何在新媒體時代下積極迭代轉型，擁抱更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，是每一個官方內容機構如今所面對的客觀挑戰(zhàn)。
對理塘縣文旅體發(fā)展有限公司而言，其需要考慮的問題是：
旅游大使有沒有必要？個人IP式運營對流量的拉動在什么程度？
一個張嘉佳可以帶火“稻城”，那么我能不能用丁真帶火理塘？
對理塘縣文旅體發(fā)展有限公司而言，其根本目的是當?shù)氐穆糜萎a業(yè)，而丁真在客觀上可以帶來相應的商業(yè)價值。
因此積極將其吸納為企業(yè)員工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有關單位的靈活性，以及企業(yè)目標的清晰和堅定。
而針對所謂的“公務員”身份，該公司領導也回應稱丁真的合同是“五年一簽”，并不存在“鐵飯碗”一說。
對這家國有企業(yè)來說，丁真的過往身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現(xiàn)在身上所具有的熱度。
但如果說丁真的后續(xù)公眾形象發(fā)生惡化，那么相關單位恐怕也不會續(xù)簽下一個五年。
商業(yè)行為本應如此，莫得感情。
而另一邊，中青報的此次社評，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一次翻車。
就我個人經驗而言，生活中接觸到的“傳統(tǒng)媒體”出身的老師，一個個反而都很愛強調“網(wǎng)感”。
此次中青報貿然采用的“對立性”標題，并點名“做題家”等操作，恐怕也是這一傾向的產物。
而文章本身，在一通不痛不癢的分析下，并沒有觸及到相關現(xiàn)象的根本原因，只是在“心胸寬廣”這種層面打轉轉。
03
老實說，做題家們，確實不爽丁真。
微博網(wǎng)友們一如既往地給出了偏激但傳播性極強的評論，如下圖。
說真的，啥也能怪到“最愛的人”頭上，畢竟那是我們共同的爸爸。
我們的一切悲劇當然都可以怪爸爸，誰讓他能沒照顧好我們呢？
但是，如果真的把一切都怪在“最愛的人”頭上，那恐怕也是沒能斷奶的心理表征。
沿用這一絕妙比喻，我想問的是，到底是誰在捅他？
是他自己。
是那個，求奮斗而不得的自己。
是那個，開始懷疑奮斗內核的自己。
是那個，耳聽目睹了數(shù)代傳奇故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像一只可達鴨般呆傻無助的自己。
自八十年代末至今，中國經濟一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。
強勁、持續(xù)的GDP增長速度，從世界第十三一路狂奔至第二大經濟體。
其中，1979至2018年年均增長在9.4%，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.9%左右的年均增速。
在這一過程中，伴隨著低通貨膨脹率、城市的高就業(yè)率。
而這一系列成就背后，是成批量的階級躍遷，是大多數(shù)人的奮斗有果。
落在個體上，那就是只要奮斗，就一定會改善一個家庭的命運。
而整個社會的流動性，在巨大的增量蛋糕面前，每個人的機遇上限，都大得可怕。
那是幾千年來最為特殊的一個時期。
社會穩(wěn)定，政策利好同時疊加了低起點和信息技術紅利，四大因素奇跡般的湊齊在了一起，才共同推出了那個個人英雄層出不窮的黃金時代。
但那個時代，已經結束了。
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們，還想要那樣的增長空間，未免過于苛求。
但新一代人的心理慣性，尚未消退，也不肯消退。
這是個極為棘手的話題，每一個媒體工作者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，都沒法談，不敢談，又無法視而不見。
在這股可怕的“上進心”下，中國將駛往何處，天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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